第二章 出生

《 二妮 》 封面

    我叫二妮。

    这个名字，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标签。不是“宝贝”，不是“心肝”，只是一个序号——在儿子没有到来之前，一个临时的、将就的、聊胜于无的代号。

    这些事不是我亲身记得的。是我伯母告诉我的。

    伯母是我父亲的大嫂，嫁进这个家比我母亲早几年。她是个爱说话的人，嘴碎，但心眼不坏。我小时候，她常常一边纳鞋底一边跟我说些家长里短的旧事。说的时候，语气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唏嘘，好像在说：“你呀，就是这么来的。”

    她说这话的那天，阳光很好，她坐在门槛上，我蹲在她脚边玩石子。父亲在院子里修理锄头，母亲在灶房里洗碗。伯母的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能让院子里的人都听见。但父亲没有吭声，母亲也没有从灶房里出来打断她。

    沉默，就是默认。

    伯母说的每一句话，他们都无法反驳。因为那就是事实。

    一九九〇年，农历六月末。公历是七月。

    伯母说，那年夏天热得邪乎。母亲怀着我，肚子大得吓人，双腿肿得像发面馒头，听说夜里翻个身都费劲。预产期过了好几天，还没有动静。她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，拿着蒲扇扇风，汗水还是顺着脖子往下淌。

    父亲那几天格外焦躁。他时不时看母亲的肚子，嘴上不说，但伯母看得出来，他在等一个消息。

    那个消息，是“男孩”。

    伯母说，他甚至在心里已经把名字起好了，两个字，响亮，大气。跟村里其他男孩的名字排在一起，不输阵仗。他跟母亲念叨过好几次，每次说起来，眼睛都亮一下，好像已经看见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娃娃冲他笑。

    母亲没有接话。她不是不想生儿子，她也想。在那个年代的农村，生不出儿子的女人，腰杆是直不起来的。但她心里隐隐觉得，这一胎，好像不太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，她也说不上来，就是女人的直觉。

    七月初十的早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母亲的阵痛开始了。

    接生的人是我奶奶。

    在那个年代的农村，家家户户的女人都多少会些接生的本事。奶奶是我们那一带有名的能人。她信道，会驱鬼，会问事，方圆几十里谁家孩子受了惊、谁家撞了邪，都来找她。但她最拿手的，还是接生。六个孩子都是她自己生的，三男三女，一只手都数不过来。自己的儿媳妇生孩子，她自然是要上手的。

    伯母说，奶奶一大早接到信儿，就匆匆赶来了。她挎着个蓝布包袱，里面装着剪刀、旧棉布、一捆稻草灰。进屋前问了一句：“烧上水了没？”

    父亲说：“烧上了。”

    他站在院子里，没有进去。这是规矩，男人不进产房。

    太阳慢慢升起来，热气跟着往上蒸。院子里的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崽在墙根刨食，咯咯咯地叫。父亲蹲在屋檐下抽烟，一根接一根，烟蒂扔了一地。他时不时抬头看一眼那扇关着的木门，又低下头去。

    屋里传来母亲压抑的喊声。一声，又一声，像从很深的井底传上来的。

    奶奶在里面喊：“使劲！再使劲！看见头了！”

    父亲掐灭了烟，站起来，又蹲下去。他的手在膝盖上反复搓，搓得掌心发红。

    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伯母说她一直在院子里帮忙打下手，跑进跑出地端热水，一声婴儿的啼哭从屋里传出来。

    那嗓门，跟小喇叭似的，整个院子都听见了。

    奶奶抱着一个脏兮兮的包袱，掀开门帘走出来。伯母说，奶奶脸上的表情很复杂，说不上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，但嘴里已经先喊了出来：

    “是个妮子！”

    妮子。

    这个词多轻啊。像一片落叶，风一吹就没了。不像“小子”，沉甸甸的，落地有声。

    父亲没有伸手去接。

    伯母说，她就站在旁边，看得真真切切。父亲听到“妮子”两个字的时候，脸上的光像被人掐灭了一样，瞬间暗了下去。

    他没有伸手，甚至不肯低头多看襁褓里的我一眼，指节死死攥成拳头，插在深蓝色劳动布裤兜里，指骨泛出青白。僵持不过三秒，他猛地转身，大步冲进灶房。

    “咚”厚重的木头案板承受了他全部失望，拳头撞击的闷响震得搪瓷碗微微震颤。灶膛里备好的柴火静静堆在角落，他没有生火，没有烧水，没有打算给刚生产的妻子煮一口热粥。

    整个院子安静下来，只剩下蝉鸣和我的啼哭。阳光斜斜落在门槛上，把奶奶和我投成一道单薄、不被期待的影子。

    母亲躺在潮湿褥子上，浑身脱力，听见灶房死寂，听见父亲决绝的脚步声，只是默默抬起胳膊，朝门口伸出手。她知道，这个刚出生的女儿，从落地这一刻起，就成了全家多余的负担。

    多年后伯母复述这段往事时，我总能凭空闻到那年夏天燥热的黄土味、灶间冷掉的草木灰气息，读懂父亲转身那一刻复杂的心理：他不是纯粹的恶毒，只是被整个村庄刻进骨子里的重男观念捆住，我的女性身份，击碎了他全部人生期盼。这份失望，最终全部变成落在我身上漫长的冷遇。

    “白白胖胖的，”伯母后来描述，“手大，脚也大，圆头圆脑的，模样像个小子。”

    母亲用手指轻轻碰了碰我的脸颊。我不知道她那一刻在想什么。是“可惜不是个男孩”？还是“像男孩也好，说不定能当半个儿子养”？

    伯母说，母亲看了我很久，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我那时候大概还不知道，这个世界的欢迎仪式，就是这样。一个没有早饭的早晨，和一个转身离去的背影。而我这张“像男孩”的脸，不过是这场失望中，一个更加讽刺的注脚。

    父亲不只是转身离去那么简单。

    伯母说，母亲生下我没几天，父亲就收拾了几件衣服，背着那个灰色的蛇皮袋，外出打工了。

    他说是出去挣钱。

    但伯母说，谁不知道呢？他是气不过，是不想看到我。一个小妮子，不值得他留在家里。他把刚生完孩子的妻子，和一个刚出生的女儿，还有一个不到三岁的大女儿，扔在家里，自己走了。

    这算什么？

    这算惩罚。

    惩罚母亲没有生出儿子，惩罚我生成了女儿。

    母亲一个人坐月子，一个人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，没有人帮她。奶奶要忙自己家的事，偶尔过来看一眼，放下几个鸡蛋就走了。父亲走了，家里连个烧水的人都没有。

    伯母说，她去看过母亲几次。母亲躺在床上，脸色蜡黄，身边睡着小的，脚边坐着大的。灶台是凉的，水桶是半空的，换下来的尿布堆在盆里，没人洗。

    “你妈那时候，真是受了大罪了。”伯母说这话的时候，叹了口气。

    两个月后，父亲回来了。

    不是因为想家，不是因为心疼妻子。是因为母亲的身体不行了。月子没坐好，奶水不够，腰疼得直不起来，整个人瘦得脱了相。伯母说，父亲回来那天，看到母亲的样子，大概也有些过意不去，但嘴上什么都没说。

    父亲回来后，和母亲商量了一件事。

    把我送走。

    伯母说，他们商量的时候，她也在场。父亲说：“家里这个样子，她（指母亲）身体也不行。先把二妮的送出去吧。”

    “送出去”这三个字，说得轻飘飘的，好像在说一件旧家具该扔了。

    母亲没有反对，她大概也没有力气反对了。

    他们选中了大姨家，大姨住在另一个村，家里有三个孩子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。日子也紧巴，但好歹能添一双筷子。

    伯母说，大姨当时也不想养我，但父亲对大姨说的话很直接：“饿不死就行。”

    五个字。对一个婴儿的全部期待，就是“饿不死就行”。

    不是“好好养”，不是“别让她受苦”。是“饿不死就行”。

    他们把我送走，还有另一层意思。伯母说得隐晦，但我听明白了。那时候计划生育抓得紧，一家只能生一个或者两个孩子。父亲想要儿子，但已经有两个女儿了。如果我不在这个家里，不在户口本上，那他们就可以再生一个。

    抹去我的痕迹，就当我没有出生过。

    这样，下一个孩子，就有机会是儿子了。

    我被送走的那天，是个阴天。伯母说，母亲没有出门送我。她躺在床上，把脸转向墙壁。父亲抱着我，用一件旧衣服裹着，骑上那辆二八大杠，骑了很远的路，把我送到了大姨家。

    那一年，我才只有两个月大。

    我在大姨家待了将近四个月。

    这些事情我当然不记得。是后来伯母断断续续告诉我的，有时候是大姨家的姐姐来我家时随口说起的。她们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语气都很平常，好像一个婴儿被送走、被寄养、被接回来，是再普通不过的事。

    我在大姨家的日子，大姨很忙。她要照顾自己的三个孩子，要下地干活，要做饭洗衣。家里多了一个我，无非是多添一碗水的事。她把我放在摇篮里，哭了就喂点米汤，拉了尿了就换块尿布。谈不上多精细的照顾，但至少，有人在看着我，没有让我死掉。

    有一天村长到我家找到我父亲，让我父亲给我上户口，原来是有人告诉村长我们家生了个二妮，父母瞒也瞒不住了。

    四个月后，父母来接我。

    伯母说，父亲和母亲一起去的。母亲的身体好了一些，是时候把我接回来了。毕竟，下一个孩子已经在计划中了。

    大姨把我抱出来的时候，父母几乎没认出我。

    伯母的原话是：“四个月没见，不仅没见长，还不如刚出生的时候胖虎，连头都抬不起来。”

    六个月大的婴儿，正常的发育应该是能翻身、能抬头、能对人笑。但我不会，我软塌塌地躺在母亲怀里，脖子是软的，脑袋耷拉着，眼睛半睁半闭，像一只病恹恹的小猫。

    大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孩子多，忙不过来，可能奶水也不太够。”

    母亲没说什么，父亲也没说话。

    后来听父亲说，他当时他站在大姨家的院子里，看着我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他没有出声，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，一滴一滴地，砸在我的脸上。他抱着我，我的哭声还不如出生时响亮。

    一个因为女儿出生气得不吃早饭、没几天就离家打工、把女儿送走的男人，在那一刻，哭了。

    父亲说他确实心疼了。

    他们把我抱回家，放在家里唯一的床上。

    后来母亲说，她睡觉比较深，晚上一般不醒来，都是父亲半夜看我有没有被压着、冻着。

    这就是我的父亲。

    一个重男轻女的人。一个因为我是女孩，气的没吃早饭、离家打工、把我送走的人。

    但他也是一个人，一个会心疼、会流泪、会在夜里照顾女儿的人。

    这两种样子，都是他。

    我花了很长很长时间，才学会同时接受这两件事。不是因为原谅，而是因为，真相本来就是复杂的。一个人可以既伤害你，又心疼你。这两种感情，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，同时存在。

    这不妨碍他伤害了我。

    这也不妨碍，我无法原谅。

    很多年后，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话，大意是说：有些孩子是被期待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而有些孩子，只是来了。

    我就是那种“只是来了”的孩子。

    不，也许比“只是来了”更糟。我是那个“不该来”的孩子。我的出生，是一个错误的结果；我的存在，是一个需要被抹去的痕迹。

    父亲，因为我的出生，气得没吃早饭，没几天就离家打工，把我送走，当作我没有存在过。这不算遗弃吗？这不算虐待吗？

    可他大概永远不会这么认为。他会说：“我把你养大了，供你读书了，你还想怎样？”

    是啊，他后来把我接回来了。他没有真的把我扔在大姨家不管。他供我读书了，虽然不情不愿。他没打我，没饿着我，没把我送人。

    在这个标准下，他似乎已经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。

    可是。

    可是，一个人从出生那天起就不被期待、不被欢迎、甚至被当作一个需要被抹去的“错误”，这种感觉是会刻进骨头里的。它不会因为你后来考了第一名、拿了奖学金、找到了好工作而消失。它会一直在那里，在你每一次需要肯定自己的时候，悄悄冒出来，说：

    你从一开始，就是个多余的人。

    我不是多余的人。

    我花了三十六年，才敢对自己说出这句话。

    而那个早晨，一九九〇年七月初十的早晨，没有炊烟升起的早晨，父亲转身离去的背影，就是这一切的起点。    目标编号0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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