雪上加霜

《 漫漫海月朝天乐 》 封面

    周六的感冒，像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，来了就没打算走。

    莎莎是在补班那天开始觉得不对劲的。嗓子发紧，像被一根细线勒住了，咽口水的时候能感觉到一个微小的阻力。她没太在意，鹏城五月的天气忽冷忽热，教室里二十多个孩子，这个咳嗽那个打喷嚏的，被传染上点什么也是常事。她多喝了两杯水，早早就躺下了。

    周六晚上，体温开始爬坡。三十七度五，三十七度八，三十八度二。她吃了对乙酰氨基酚，贴了退热贴，把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，一个人在黑暗里等着药效上来。药起效需要时间，而时间在那个夜晚走得格外慢，慢到她能清晰感受到体温每零点一度的上升，像水一点点漫过脚踝，漫过膝盖，漫过胸口。

    周日早上烧退了一些，但那种“退”不是好了，是药效的短暂喘息。她躺在床上，看着窗帘缝里漏进来的光从灰色变成白色，从白色变成金色。她想起来做点吃的，但身体像被钉在了床板上，每一个关节都像被人拧过，又酸又沉。

    她给亚伦发了一条消息：“还是不舒服，但比昨天好一点，你别回来了。”

    亚伦回了一个电话。莎莎接起来，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，但她说“没事，就是普通感冒，吃点药就好了”。亚伦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说“那你好好休息”，莎莎说“嗯”，然后挂了。

    她没有告诉他，她挂了电话之后在卫生间干呕了五分钟，什么都没吐出来，整个人趴在洗手台上，额头抵着冰凉的陶瓷边缘，等那阵翻涌过去。

    周一，她要去学校。

    不是不能请假，是不想请。代课老师小王虽然很负责，但语文课的节奏不一样，她知道班上哪几个孩子需要多提问，哪几个孩子需要多关注，哪几个孩子一不留神就走神了。这些细节不是随便一个人来了就能接住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二6班上周的常规评比拿了年级倒数，孩子们情绪不高，她想趁这周给他们打打气。

    早上六点二十的闹钟响了。她睁开眼睛的第一感觉不是困，是胃里翻涌。她撑着床沿坐起来，缓了好几秒才站起来。走到卫生间，刷牙刷到一半，那种熟悉的、从胃底往上翻的感觉又来了。她弯下腰，对着洗手台干呕了几下，吐出来的只有酸水，苦的，涩的，烧得喉咙一阵火辣辣的疼。

    她用水漱了漱口，看着镜子里自己发青的脸色，做了一个决定——今天不化妆了。

    出门的时候她往包里塞了一板苏打饼干和一袋纸巾。从七楼下来，扶着栏杆，一级一级地往下挪，每下一层都要停下来喘口气。走到三楼那盏永远不亮的声控灯那里，她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，等那阵眩晕过去。

    到学校的时候，孩子们已经在早读了。莎莎走进教室，把背包放在讲台旁边的椅子上，扫了一眼全班。小杰的书立在桌上，脸藏在后面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雨桐趴在桌上，眼睛半闭着，显然还没从周末的节奏里调整过来。浩宇倒是坐得笔直，但眼睛望着窗外，窗外只有一棵老榕树和一堵灰墙。

    莎莎没有点名批评任何人。她站在讲台上，用那个沙哑的、不太像自己的声音说了一句：“把语文书翻到第七课。”孩子们哗哗地翻书，有人翻过了头，有人翻到了第八课，有人找不到地方举着手等老师过去。莎莎走过去帮那个孩子翻到正确的页码，弯下腰的时候胃又翻了一下，她直起身，做了个吞咽的动作，把那阵恶心压了下去。

    第一节课讲到一半的时候，她忽然觉得嘴里涌出一股酸水。她停下来，转过身，面对着黑板，用红粉笔在板书上圈了一个重点词。圈完那一笔的时候，她把涌到喉咙口的酸水咽了回去。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三秒钟，没有人注意到。

    下课铃响的时候，莎莎回到办公室，坐在自己的工位上，打开那包苏打饼干，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。饼干很干，在嘴里像一团粉末，她慢慢地嚼，等唾液把它润湿了才咽下去。吃了两口就不想吃了，但她逼着自己又吃了一块，因为胃里空着会更难受。

    第二节是别的课，她有两节课的空档可以用来批改作业。周记本堆了四十多本，她一本一本地翻开，一页一页地看。小杰的周记写了五行，比上周多写了一行，内容还是那几句话，但字迹整齐了一些。她在本子上写了一个“良”，在底下加了一行批注：“这次写得很认真，继续保持。”

    写到第三十多本的时候，她的胃又开始翻涌。她放下红笔，双手撑着桌沿，低着头，等那阵恶心过去。办公室里有其他老师在，她没有发出声音，只是闭着眼睛，慢慢地吸气、呼气，吸气、呼气。旁边的老师问她“莎莎你是不是不舒服”，她说“没事，有点反胃”，声音平稳得连她自己都觉得意外。

    中午，她没有去食堂。不是不想吃，是不敢吃。她趴在办公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，胃里空空的，反而比有东西的时候更难受，那种空不是饿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攥住的、灼烧般的痛。她的手压在胃的位置上，隔着衣服感觉到那里的皮肤温度比周围高。

    下午第一节课，她站在讲台上，讲到一半的时候，喉咙里那股痒意突然升级了。她转过身去咳了两声，那两声很闷，被她用手掌按在嘴上压住了大部分声音。转回来的时候，她看到第一排的小杰正看着她，眼睛里有一种她很少见到的认真。

    “老师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”小杰问。

    莎莎愣了一下。她没想到最先问出这句话的会是这个全班最让人头疼的男孩。

    “没事，”她说，“我们继续上课。”

    下午第二节课结束后，莎莎收拾东西准备回家。她把备课本、作业本、周记本塞进背包，背包比早上来的时候重了很多。从学校出来，夕阳正照在脸上，她眯着眼睛，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路往家走。

    走到半路的时候，她忽然觉得眼眶发酸。不是因为什么具体的事，就是因为太累了。累到每一块肌肉都在抗议，累到每一次呼吸都像在搬一块砖，累到她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放干了气的气球，皱巴巴地摊在地上。

    她停下来，站在路边，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影子。夕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长到像一个她从来不认识的陌生人。

    她没有哭。她只是站了一会儿，然后继续走。

    回家的路上她拐进药店买了一盒胃药。收银员问她需不需要袋子，她说不用，把药盒塞进外套口袋里。到家的时候，她先在门口的楼梯间坐了一会儿，把药吃了，才开门进去。

    量了体温，三十七度八。低烧。

    她给自己煮了一碗白粥，喝了小半碗，剩下的倒掉了。洗碗的时候又开始咳，她撑着洗手台，把咳嗽压在胳膊弯里，咳完继续洗碗。水龙头哗哗地流着水，她把手伸到水流下面，水温刚好，不冷不热，像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在轻轻地握她的手。

    周二，低烧还盘踞着，不退，也不进。

    三十七度六。这个数字不上不下的，像一个人站在门槛上，既不进来也不出去。莎莎早上量完体温，看着温度计上的数字发了一会儿呆。吃药吧，好像也没烧到那个程度；不吃吧，那种浑身的酸软和低沉的无力感像一件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，脱不掉，也晾不干。

    她还是去上班了。

    周二上午的课不多，她坐在办公室里批改作文。二6班的作文题目是“我的妈妈”，四十本作文本堆在桌上，像四十个孩子小小的心脏，每打开一本都是一个孩子从自己的角度描摹那个叫“母亲”的存在。

    “我的妈妈很辛苦，每天上班还要做饭。”——雨桐写的，字迹歪歪扭扭，但句子通顺，莎莎给她画了一个笑脸。

    “妈妈总是说我很调皮，但她还是会给我买玩具。”——小杰写的，莎莎读了两遍，在底下写了一句：“妈妈爱你，老师也爱你。”

    改到浩宇的作文时，她的红笔停了一下。浩宇写了三段话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长。他写：“我的妈妈在外地工作，她一个月回来一次。她回来的时候会给我带礼物，但她走的时候我会哭。妈妈说不要哭，很快就回来了。我说很快是多久，妈妈不说话。”

    莎莎在这段话下面画了一条波浪线，在旁边写了一个大大的“好”字。她想了想，又在底下加了一句：“你的作文写得越来越好，老师为你骄傲。”

    写完之后她的眼眶有些发热。她放下红笔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了一会儿眼睛。

    办公室的空调开得很低，她裹紧了开衫，还是觉得冷。那种冷不是外界温度带来的，是从身体内部往外散的寒，骨头缝里往外冒的那种。她把开衫的扣子全部系上，手插进口袋里，摸到了昨天买的胃药和那包还没吃完的苏打饼干。

    下午没有课，她本可以早点回去休息，但她没有走。她留下来把剩下的作文全部批改完了，又把明天的课备了一遍。备完课她趴在办公桌上眯了一会儿，醒来的时候脖子酸得转不动，嘴角还挂着一条口水。

    她擦了擦嘴角，收拾东西准备走。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走廊里已经没什么人了，夕阳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，把整条走廊染成了橘红色。她站在走廊中间，看着自己的影子从脚底一直延伸到走廊尽头的墙上，又瘦又长。

    周三，咳嗽开始了。

    不是那种偶尔咳一声的咳，是那种从肺的最深处往上顶的、带着痰音的、一咳就是一连串的闷咳。莎莎早上一醒来就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糊住了，她使劲咳了一下，清出一口黄绿色的浓痰，吐在纸巾上，看了一眼，团起来扔了。

    量了体温，三十六度九。烧退了。

    但咳嗽比发烧更折磨人。发烧的时候你还可以躺着，闭上眼睛，把身体交给时间和药物。咳嗽不允许你躺下，它在你刚要睡着的时候给你来一下，把你从睡眠的边缘硬生生拽回来，像一个不讲道理的、永远不会疲倦的讨债人。

    周三上午的语文课，莎莎讲《千人糕》。这篇课文她备得很熟，每一段的教学目标、每一句的朗读指导、每一个生字的书写要点，都烂熟于心。但她今天的声音不像自己的，沙哑、低沉、带着痰音，像一台老旧的收音机，调频不准，声音断断续续。

    她读到“爸爸，这糕的确应该叫‘千人糕’啊”的时候，读了一半，喉咙突然痒得受不了，她停下来，偏过头去咳了两声。教室里的四十个孩子安静地看着她，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笑。她咳完，转回来，继续读。

    读完之后她让孩子们自己朗读课文，教室里响起了参差不齐的读书声。莎莎在这片声音里回到讲台后面，从抽屉里摸出一颗润喉糖，剥开糖纸，塞进嘴里。薄荷的凉意在口腔和喉咙里蔓延开，带来短暂的、珍贵的舒缓。

    下课铃响的时候，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留在教室里跟孩子们聊天。她快步走回办公室，趴在桌上，咳了很久。那种咳是全身性的，每一次咳嗽都牵动腹部的肌肉，小腹一阵一阵地收紧。她用手托着肚子，感觉到了宝宝在里面动了一下，像是被她的咳嗽吵醒了，略带不满地翻了个身。

    “宝宝对不起，”她在心里说，“妈妈再忍忍，很快就会好的。”

    周三晚上，咳嗽升级了。

    不是白天那种偶尔发作的咳，是躺下之后的、持续的、几乎不间断的咳。她试了半躺着，试了侧卧，试了把枕头垫高到几乎要坐起来，效果都不大。每一次躺平，喉咙里的痰就往下流，堆积在某个地方，刺激着那根敏感的神经，引发一阵剧烈的、不可抑制的咳嗽。

    凌晨一点多，她从床上起来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她把被子也搬了出来，裹在身上，半躺在沙发上，把靠垫垫在腰后面。这个姿势比在床上好一些，也许是因为重力的作用让痰不再那么集中地往下流，也许只是因为她太累了，身体终于放弃了抵抗。

    她给亚伦发了一条消息：“咳得睡不着，但烧退了，你别担心。”

    发完她看着屏幕上那个“你别担心”四个字，自己都觉得荒谬。这四个字不是发给亚伦的，是发给她自己的。她在用这四个字说服自己——没事的，不严重，别担心。

    亚伦没有回。凌晨一点多，他应该在睡觉。

    莎莎把手机放在茶几上，把头靠在沙发靠背上，闭上了眼睛。咳嗽还是来了，但间隔比在床上长了一些，从半分钟一次变成了一两分钟一次。她在咳嗽与咳嗽之间那段窄窄的平静里，一点一点地、像攒零钱一样地攒着睡眠。

    周四，咳嗽还在，像一条赖着不走的狗。

    莎莎早上醒来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——喉咙好疼。那种疼是磨出来的，连续几天的咳嗽把喉咙内壁磨得像砂纸，每一次呼吸、每一次吞咽、每一次说话，都能感觉到那种粗糙的、火辣辣的摩擦感。

    她量了体温，三十六度七。正常。

    但她咳得更厉害了。不是那种闷咳，是那种空空的、干干的、没有痰的咳，像是喉咙在发出一个没有意义的信号，一遍又一遍，不知道要表达什么。

    她去上班了。出门前她犹豫了一下，要不要请一天假。但她看了看课表，今天有两节语文课，她不想让小王老师连着代三天课。她抓起背包，关上门，下楼。

    走到三楼那盏永远不亮的声控灯那里，她忽然停下来，蹲了下来。

    一阵剧烈的咳嗽，咳到她弯下了腰，咳到她一只手撑着地面，另一只手捂着肚子。在那个黑暗的、狭小的楼道拐角处，她一个人蹲在那里，咳了好一会儿。等那阵过去了，她直起身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，擦了擦眼角被咳出来的眼泪，然后继续下楼。

    周四的语文课，她给孩子们讲生字。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“买”字，又写了一个“卖”字，转身问孩子们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。小杰举手说“买上面没有十，卖上面有十”，莎莎说“对，买和卖的区别就在于那个十，有东西才能卖，没东西只能买”。孩子们在底下抄笔记，莎莎在讲台上又开始咳，这次她没忍住，咳了好几声。

    下课后，雨桐走到讲台前，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。“老师，这是妈妈给我泡的蜂蜜水，你喝一口吧。”

    莎莎看着那个粉色的保温杯，愣了一下，然后接过来，拧开盖子，喝了一小口。蜂蜜水是温的，甜度刚好，滑过喉咙的时候带来一丝柔和的安慰。

    “谢谢雨桐，”莎莎把保温杯还给她，“你也喝。”

    雨桐抱着保温杯跑回了座位。莎莎看着她小小的背影，忽然觉得鼻子酸了一下。不是因为感动——当然也感动——而是因为在这个连续病了将近一周、咳到蹲在楼道拐角喘气、一个人扛着所有一切的这个周四的上午，一个八岁的孩子做了一件连很多大人都做不到的事。她看见了。她没有只看见自己。

    周四的晚上，咳嗽的频率终于降下来了一些。

    也许是因为抗生素吃满了三天，也许是因为身体终于开始自己发力了，也许只是因为最坏的那个阶段像一场暴风雨一样，下得再大，也总有停的时候。

    莎莎坐在沙发上，裹着被子，手里捧着那杯已经凉了的胖大海水。咳嗽还是会有，但不像前几天那样密集了，频率从一分钟一次降到了五六分钟一次，每次持续的时间也短了。

    她拿起手机，看到亚伦发来的消息：“今天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她想了想，打了几个字：“好多了。咳得少了。”

    发完她又补了一句：“真的。”

    这一次的“真的”，不是说给亚伦听的，是说给自己听的。在病了一周之后，在一个人扛过了呕吐、发烧、低烧、咳嗽的完整链条之后，在没有人替她倒一杯水、没有人替她掖一次被角、没有人替她站在讲台上讲一堂课的这个星期里，她终于可以说“好多了”这三个字了。

    不是痊愈，是好多了。是终于看到了隧道的尽头有一点点光亮，虽然还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走出去，但至少，方向是对的。

    窗外，鹏城的夜色一如既往地铺展开来。万家灯火，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故事。有的灯下面有一家人在吃晚饭，有的灯下面有两个人在争吵，有的灯下面有一个老人在看电视，有的灯下面有一个婴儿在哭。

    而在这盏灯下面，一个三十七岁的女人，裹着被子，坐在沙发上，手放在肚子上，感受着宝宝在子宫里轻轻翻了一个身。她咳了一下，不重，一下就好了。她把手从肚子上拿起来，看了一眼，又放回去。她在数胎动。数字是好的。

    她靠在沙发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    咳嗽声还会再来，但此刻，在这个咳嗽与下一次咳嗽之间的空隙里，她得到了一小段安宁。不算久，但足够了。她用它来做一个很短的梦——梦里有亚伦从莞城开车回来的声音，有高速公路上路灯一盏一盏往后倒退的光，有那扇推开家门时带进来的、带着工业园尾气味道的风。

    梦很短，咳嗽一来就醒了。但她把那点温暖攥在了手心里，攥得很紧，像攥着一个很小很小的、但足以撑过下一轮咳嗽的秘密。

    窗外的风把那棵凤凰木的花吹落了一地，红色的花瓣铺在路灯下，像一条柔软的地毯。明天早上，环卫工人会来扫走它们。后天，也许大后天，新的花又会开出来。

    病了，好了，病了，好了——这就是活着的样子。

    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，是琐碎的、重复的、有时候让人绝望、但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给你一点甜头的那种。

    莎莎睁开眼睛，把被子裹得更紧了一些。

    咳嗽又来了，但她感觉到宝宝在肚子里面稳稳地、一下一下地动着，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小闹钟，滴答滴答地告诉她——妈妈，我还在。妈妈，时间还在往前走。妈妈，再撑一下，天就快亮了。    目标编号0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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