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一章 找上门的“冤大头”

《 金牌家事女律师，专治婚姻烂摊子 》 封面

    那个农村小伙在门口站了五分钟，才推门进来。

    林晚早就看到他了。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工装外套，领口磨得发白，脚上是一双解放鞋，鞋帮上沾着干了的黄泥。他在铜牌前停住，歪着头看了很久，像是在确认那几个字的意思。然后他退后两步，又看了一遍，这才伸出手，犹豫了一下，推门。

    卷帘门发出“哗啦”一声响。他吓了一跳，手缩回去，等声音散尽了才重新推。

    “你好，这里是律师事务所吗？”他的声音沙哑，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。

    “是。请进。”

    他走进来，站在屋子中间，两只手不知道放哪里，最后交握在身前。他没有坐下，目光扫过办公室——白墙，旧桌子，二手沙发，窗台上的绿萝。他的表情没有嫌弃，只是茫然，像一个被丢进迷宫的人，不知道出口在哪。

    “坐吧。”林晚指了指沙发。

    他这才坐下来，坐得很靠边，脊背挺得笔直，两只脚并拢，像一个被老师叫进办公室的小学生。

    “我姓李，李德厚。”他说，“从广宁县来的。”

    “广宁县？那离这儿有一百多公里。”

    “坐大巴来的，三个多小时。早上五点就出门了。”

    林晚给他倒了杯水。他接过去，双手捧着，没喝。杯里的水微微晃动，因为他的手在抖。

    “李大哥，你来找我，是什么事？”

    李德厚放下杯子，把手伸进外套内兜里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几张纸。他把塑料袋放在茶几上，一层一层打开，像在拆一个很珍贵的包裹。最里面是三张纸——一张结婚证，一张转账记录，一张婚介所的收据。

    “林律师，我让人骗了。”他的声音还是沙哑的，但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反而稳了。

    “你慢慢说。”

    “我今年三十二了，在村里一直没找到对象。家里急，我也急。去年年底，我在县城看到一家婚介所的广告，说可以介绍外地的姑娘。我就去了，交了三千块报名费。”

    他指了指那张收据。

    “过了半个月，婚介所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个姑娘愿意跟我见见。我就去了。姑娘叫王芳，长得周正，说话也客气。见了一次面，她说对我印象不错。第二次见面，她就把她妈也带来了。她妈说，要结婚可以，彩礼八万，一分不能少。”

    “八万？”林晚在笔记本上记下来。

    “八万。我家里穷，拿不出这么多。我爹把老房子卖了，我姐借了我两万，我自己攒了三万，凑了八万，交给了她妈。都是现金，没有转账记录。”他的声音开始发抖，“交了钱，我们就去领了证。领完证第三天，她说要回娘家拿户口本，走了就再也没回来。”

    “电话打不通？”

    “打通了一次，她说她不想过了，说我们不合适。我问她彩礼怎么办，她说那是给我的补偿。然后就关机了，再也打不通。”

    林晚合上笔记本，沉默了几秒。

    “李大哥，你把结婚证给我看看。”

    李德厚把那张红色的证书递过来。林晚翻开，看了一眼王芳的照片，又看了一眼她的身份证号。她把那串数字输进手机里，打开一个查询页面——这是她托法院的朋友帮忙开的权限，可以查当事人的涉诉情况。

    查询结果出来了。

    林晚盯着屏幕，手指顿了一下。

    同一个身份证号，一年之内，三次结婚登记。第一次在隔壁市，第二次在本市另一个区，第三次就是跟李德厚。时间间隔最短的两个月，最长的不超过四个月。

    她把手机递给李德厚：“你看看这个。”

    李德厚接过手机，看了很久。他不一定完全看懂了，但他看懂了“三次结婚登记”这几个字。他的手开始抖，不是刚才那种微微的抖，是整个人都在抖。

    “林律师，这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    “意思是，你不是第一个。这个女人，一年之内结了三次婚。每次都是领证后几天就跑，彩礼都不低于八万。”

    李德厚把那页查询结果看了三遍，然后把手机还给她。他的眼眶红了，但没有掉眼泪。他低下头，盯着自己的鞋尖，沉默了很久。办公室里很安静，只有墙上时钟的秒针在跳。

    “我爹要是知道了，非气死不可。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，“那房子是他和我娘住了三十年的房子。为了给我娶媳妇，卖了。现在媳妇没了，房子也没了。”

    林晚没有说话。她不知道说什么。法律可以追回彩礼，可以追究骗婚者的责任，但它追不回一个人住了三十年的房子，追不回一个老人对儿子成家的盼望。

    “李大哥，这件事你报警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没有。我不知道该找谁。婚介所说他们不管，派出所说这是家庭纠纷。”他抬起头，“我姐夫说让我找个律师。我在网上搜了搜，看到你的地址，就来了。”

    林晚深吸一口气，翻开笔记本，写下一行字：骗婚案。当事人李德厚，广宁县人。涉案金额八万。女方一年内三次结婚登记，婚介所疑似同伙。

    “李大哥，你这个案子，不是普通的离婚纠纷。对方是以结婚为名骗取财物，已经涉嫌诈骗。而且一年之内三次结婚登记，时间间隔很短，明显是有组织、有预谋的犯罪。”

    “能告吗？”李德厚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能。但这个案子需要公安立案侦查。我们得先说服派出所，这不是家庭纠纷，是刑事案件。”

    林晚翻开刑法，找到第二百六十六条。她指着条文，一字一句念给李德厚听：“诈骗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”

    “八万算数额大吗？”

    “各地标准不一样。本地立案标准是五千元以上。八万已经远超这个标准，属于‘数额较大’，甚至可以往‘数额巨大’靠。”

    李德厚点了点头，他不太懂“数额巨大”是什么意思，但他听懂了一件事——八万块钱，在法律上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
    林晚继续说：“但是，李大哥，你要想清楚。如果按诈骗罪报案，公安立案侦查，需要时间。王芳和她背后的人可能会被抓，但你的彩礼不一定能全部追回来。因为钱可能已经被花掉了，转移了。”

    “能追回来多少是多少。”李德厚说，“我就是不想让他们再骗别人。”

    这句话，林晚没想到他会说。她以为他会说“我要把钱要回来”，但他说的是“不想让他们再骗别人”。一个穿着工装外套、解放鞋上沾着黄泥的农村男人，在被骗了八万块钱之后，想的不是自己，是别人。

    “好。我帮你。”林晚说。

    她先让李德厚把所有的材料留下——结婚证复印件、转账记录、婚介所收据、王芳的照片、聊天记录。她把这些材料复印了三份，一份存卷，一份给李德厚带回去，一份准备交给派出所。

    然后她打开电脑，查了一下王芳三次结婚登记的详细信息。第一次，三个月后离婚，协议上写着“性格不合”。第二次，两个月后离婚，协议上也写着“性格不合”。第三次，就是李德厚，领证三天，跑了，没办离婚。

    林晚把这些信息做成了一张时间线图。从第一次结婚到第三次结婚，不到一年。王芳像一台收割机，割完一茬换一茬，每次都能带走几万块钱。

    而婚介所，是她最好的帮手。

    林晚查了一下那家婚介所的工商登记信息。注册人是张某某，经营范围包括“婚姻介绍、婚庆服务”。没有不良记录，没有投诉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家正规机构。

    但她知道，这只是一个壳。

    “李大哥，这个婚介所，当初是谁介绍你去的？”林晚问。

    “我一个工友。他说他在那儿找到的对象。现在想想，他可能也是托儿。”

    林晚在笔记本上写下“托儿”两个字，画了个圈。

    “李大哥，你先回去。我去派出所报案。如果公安立案了，我再通知你。你回去以后，把这件事跟你家里人说清楚，别瞒着。瞒着反而让他们更担心。”

    李德厚站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布钱包，打开，里面有几张皱巴巴的钞票。他数了数，拿出三张五十的，放在茶几上。

    “林律师，这是咨询费。我知道你收五十，但我多给一点。你帮我跑派出所，跑法院，我不能让你白忙。”

    林晚看着那三张五十块的钞票。一百五十块，对李德厚来说，可能是他半个月的生活费。她把钱推回去。

    “李大哥，你这个案子，我先不收。等追回来钱了，你看着给。”

    “不行。你是律师，不能不收。”他把钱又推回来，“我虽然穷，但我知道规矩。律师也要吃饭。”

    林晚沉默了片刻，从中抽出一张五十的。

    “五十就够了。等案子结了，你请我吃顿饭。”

    李德厚看着她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。他把剩下的钱收回去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转身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停下来，回头看了林晚一眼。

    “林律师，你说我还能找到对象吗？”

    林晚愣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能。但不是现在。你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把这件事处理完。等你不再为这件事难受了，再说。”

    李德厚点了点头，走了。

    他走后，林晚坐在办公桌后面，盯着那五十块钱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她想起王芳。那个女人，一年之内结了三次婚，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套路——见面，要彩礼，领证，跑路。她不知道王芳是真的叫王芳，还是随便编的名字。不知道她背后有没有人，不知道婚介所拿了多少提成。

    她只知道一件事——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如果不把这些人揪出来，还会有下一个李德厚。

    林晚拿起手机，拨了110。

    “你好，我要报案。诈骗案。当事人被以结婚为名骗取八万元彩礼。”

    她把事情经过简要说明了一遍，接线员让她去辖区派出所做笔录。

    林晚关了电脑，把李德厚的材料装进文件袋，锁好门，往派出所走。

    到派出所的时候，已经下午四点了。值班民警还是上次那个陈警官，看到林晚，皱了皱眉：“林律师，又来了？”

    “来了。新案子。”

    她把材料递过去，把李德厚的情况说了一遍。陈警官翻开结婚证复印件，又看了看那三次结婚登记的查询结果，眉头越皱越深。

    “这女的在一年之内结了三次婚？”

    “对。每次都是领证后几天就跑。彩礼都在八万以上。”

    “婚介所是什么情况？”

    “工商登记是正规的。但我怀疑他们跟王芳是一伙的。没有他们的介绍，王芳不可能一年之内找到三个受害者。”

    陈警官把材料收起来，在电脑上做了登记。

    “我会把这个案子报上去。如果认定是诈骗，我们会立案侦查。你先回去等消息。”

    “大概要多久？”

    “不好说。快则三五天，慢则一两周。”

    林晚点了点头，站起来。

    走出派出所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

    她站在台阶上，看着街上的车流。晚高峰，车一辆接一辆，排成一条红色的河。每个车里面都坐着一个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。有人在回家的路上，有人在加班的路上，有人像她一样，刚刚报完一个案，正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。

    她的手机震了。是方晴的消息：“今天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林晚回：“接了个新案子。骗婚的。八万彩礼，领证三天人就跑了。”

    方晴秒回：“这种人抓到该判刑。”

    “正在报。”

    “你吃饭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还没。”

    “去吃。不许吃泡面。”

    林晚没回。她把手机收起来，走进路边的一家小面馆，要了一碗素面。八块钱，加了个蛋，十块。她吃得很慢，一边吃一边在脑子里过这个案子的每一个细节。

    李德厚是受害者，但他不是唯一的受害者。那两次短暂的婚姻里的另外两个男人，也是受害者。如果他们愿意站出来作证，王芳的诈骗行为就更加确定。

    她吃完面，付了钱，走出面馆。

    路灯亮了，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    她站在路灯下，拿出手机，查了一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司法解释。她把这几年关于骗婚案件的判例翻了一遍，发现了一个规律——凡是在一年之内多次结婚、每次都是领证后短时间内离开、彩礼数额较大的，法院基本都认定为诈骗，而不是普通的婚约财产纠纷。

    区别在哪里？

    婚约财产纠纷，是民事的，法院判返还彩礼，不追究刑责。诈骗，是刑事的，公安立案侦查，检察院公诉，法院判刑，赃款追缴后退还被害人。

    李德厚需要的不是民事判决，是刑事立案。只有刑事立案，公安才有权力去查王芳的身份、查她的同伙、查婚介所的背后。

    林晚把手机收起来，往公交站走。

    上了车，坐在最后一排，靠着车窗。

    她想，这个案子很难，但不是不能赢。证据已经有了——三次结婚登记的记录，时间线清晰。需要补充的是——另外两个受害者的证言，婚介所的介绍费记录，王芳的真实身份信息。

    她一项一项地在脑子里列清单，像在搭一座桥。每一块木板都要稳，不稳就过不了河。

    车子晃晃悠悠，她靠着车窗，快要睡着了。

    手机又震了。这次是一个陌生号码。

    “林律师，我是李德厚。我到县城了。刚才在车上我想了想，我爹那房子，卖了三万块。那三万块里有我娘治病的钱。我娘去年走的，走之前说，这钱留着给你娶媳妇用。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在电话里断断续续，像是信号不好，又像是他说不下去了。

    “我一定要把那笔钱要回来。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为了我娘。”

    林晚握着手机，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。

    “李大哥，你要回来的不止是钱。还有你娘的愿望。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

    “谢谢你，林律师。”

    挂了电话，林晚把手机收进口袋。

    公交车到站，她下车，走回出租屋。

    上楼，开门，开灯。

    绿萝又长出了一片新叶。她浇了水，然后坐在桌前，在日记本上写下今天的工作记录。

    “骗婚案。当事人李德厚，广宁县人。被以结婚为名骗取八万元彩礼。女方一年内三次结婚登记，婚介所疑似同伙。已向派出所报案，等待立案。”

    写完了，她合上本子。

    窗外月光很亮。她想起李德厚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我不想让他们再骗别人。”

    一个人在被骗了八万块钱之后，想的不是自己，是别人。

    她忽然觉得，这个案子，她接对了。

    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那个站在门口犹豫了五分钟才推门进来的人。    目标编号0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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