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母亲的手术

《 为婚姻搭桥的中国合伙人 》 封面

    第二章：母亲的手术

    一

    方桐是被手机闹钟吵醒的。六个闹钟，从六点半开始，每隔五分钟响一次，跟机关枪似的突突突突，直到她彻底清醒。这是她在咨询公司养成的习惯，改不了了。人的身体就像Excel表格，一旦格式设好了，想改就得全部重来。

    她睁开眼，盯着天花板看了三秒钟。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，形状像一只正在飞翔的企鹅——不对，更像是一只被拍扁了的蚊子。她每天醒来都会看这块水渍，每天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。这大概是她的晨间冥想。

    今天是周六。周六意味着不用化妆、不用穿高跟鞋、不用对客户露出标准化的八颗牙齿。周六意味着她可以穿着那件领口洗松了的旧T恤，在屋里晃荡一整天。

    但今天不行。

    今天是老妈出院的日子。

    不对，今天是她妈住院的日子。她妈昨天打电话来说胸闷气短，社区医院说是心脏的问题，建议去大医院查查。方桐当时正在开会，压低声音说了句“你先去挂号，我周末回来”，就挂了电话。

    现在想想，她觉得自己像个冷酷无情的项目经理，连自己妈的病都当成了待办事项。

    方桐从床上爬起来，光着脚踩在地板上。十一月的上海，地板已经自带制冷功能了，凉意从脚底板窜到天灵盖，激得她打了个哆嗦。她趿拉着拖鞋，像一只刚从冬眠里被薅出来的熊，晃晃悠悠地挪进卫生间。

    镜子里的女人——眼袋比昨天又大了一号，嘴角的法令纹像是被人用圆珠笔画上去的，怎么擦都擦不掉。她拧开水龙头，捧了把冷水拍在脸上，对镜子说：“方桐，你三十二了，不是二十二。认命吧。”

    镜子没理她。

    她刷牙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件事——昨天是生日，她吃了坨了的长寿面，一个人哭了半宿。然后今天醒来，一切照旧。生日和普通日子之间唯一的区别，就是生日那天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哭，没人会觉得你矫情。

    但说实话，她觉得哭比不哭强。哭完了，心里那团堵着的东西好像松了一点。就像下水道堵了，拿搋子猛怼几下，虽然脏水溅了一身，但好歹通了一点点。

    二

    方桐从上海回老家，高铁三个半小时。

    她买了最早的一班，七点发车。这意味着她五点半就得起床。对于一个习惯了周末睡到自然醒的人来说，这跟酷刑没有区别。她在高铁站买了一杯美式咖啡，黑得像墨汁，苦得像人生，咕咚咕咚灌下去，终于感觉自己从“行尸走肉”升级到了“勉强能喘气”。

    她选了靠窗的位置，把背包放在腿上，戴上耳机，调出一部电影。电影放了十分钟，她一个字也没看进去。脑子里一直在转——她妈到底什么病？严不严重？要不要转院来上海？上海挂号贵得离谱，住个院能把她妈的退休金吃空好几年。

    然后她又想到了陈屿。

    这是她最近的一个毛病——任何事情的终点，都是陈屿。就像手机里的推荐算法，你看了一个视频，它就给你推一百个类似的。她想到老家，就想到陈屿也在老家；想到医院，就想到上次她妈住院，陈屿在做义工；想到做义工，就想到他在养老院推老人的背影。

    她想，自己是不是有病。分手三年了，人家说不定早就有了新欢，说不定已经结婚了，说不定孩子都能打酱油了。她还在这里“想到”，跟个青春期少女似的。

    丢不丢人？

    她掏出手机，又鬼使神差地点开了陈屿的微博。

    三年没更新。

    头像还是那只橘猫。

    简介写着：“不要急，慢慢来。”

    方桐盯着那六个字看了半天，琢磨不透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——不要急慢慢来干什么？慢慢来赚钱？慢慢来找对象？还是慢慢来等一个回头的人？

    她把手机屏幕按灭了。

    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了田野。高铁飞速穿过一片片农田，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了，只剩下黄澄澄的茬子，像刚剃完的板寸头。远处有几栋白墙黑瓦的房子，炊烟袅袅地升起来，不知道是谁家在烧午饭。

    方桐忽然羡慕起那些在田里干活的人来。不是羡慕他们的生活——她知道自己吃不了那个苦。她羡慕的是那种“今天就是今天”的感觉。今天该插秧就插秧，该收割就收割，稻子熟了就是熟了，没熟就是没熟。不像她做咨询，一个PPT改十八遍，客户说了“OK”第二天又说“我们换个思路”。

    她有一种病，叫“永远在不确定中”。

    不确定自己要不要结婚，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回老家，不确定自己要不要给陈屿发条消息，不确定自己妈的身体到底什么情况。

    她的整个人生，就像一份被客户改了三十版的PPT，每一版都觉得是终版，每一版都不是。

    三

    下了高铁，方桐打了辆车直奔医院。

    她老家是个三线城市，叫“平江”。名字听着挺有诗意，其实就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地方。有一条江穿过市区，江边修了步道和景观灯，晚上亮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。但白天一看，江水浑黄，步道上到处是遛狗的、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，热闹是热闹，就是让人说不出的疲惫。

    方桐每次回来都有一种复杂的感觉——这是她长大的地方，每条街她都能叫出名字，每个路口都有她吃过的早点摊。但她在车上坐着，看着窗外的街景，总觉得这里的人和事都跟她隔了一层玻璃。不是她不认这个地方，是这个地方不太认她了。

    她穿着上海买的羊绒大衣，拎着一个两万块的包，走在老家的街上，回头率很高。但那种回头不是欣赏，是“看，这就是那个在上海混得很好的女人”——语气里带着三分羡慕、三分嫉妒、三分好奇，还有一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同情。

    “混得好还单身”这件事，在老家的逻辑里，就像“买的彩票中了奖但过期了”——你有那个本事，但你错过了最好的时机。不值得羡慕，只值得可惜。

    医院到了。

    平江市第一人民医院，门面还挺气派，门口停满了电动车和共享单车，进进出出的人脸上都挂着那种“医院特有的表情”——焦虑、疲惫、麻木、庆幸（庆幸自己不是躺在里面的那个）。方桐下了车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医院的空气里永远有一种混合的味道——消毒水、中药、病号饭、还有人心里的恐惧。

    她走进住院部的大楼，电梯口排着长队。她不想等，直接爬楼梯上了五楼。爬到三楼的时候，她停下来喘了口气，心想：三十二岁爬三楼就喘，当年大学跑八百米可是全班第三。岁月这把杀猪刀，连心肺功能都不放过。

    四

    推开病房的门，一股浑浊的热气扑面而来。

    这间病房住着三个人。靠门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爷子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家属坐在旁边刷手机。中间那张床空着，被褥叠得整整齐齐，估计是刚出院。靠窗的那张床——方桐她妈，李秀兰，正靠在床头，跟隔壁床的家属聊天。

    “哎呀我跟你说，现在的年轻姑娘啊，就是挑。挑来挑去，把自己挑成了大龄剩女。”

    “可不是嘛。我侄女今年都三十四了，研究生毕业，在省城当老师，就是不结婚。她妈急得头发都白了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家这个也是，”李秀兰叹了口气，声音里带着一种“我很有发言权”的自信，“在上海，年薪百万，房子也买了。就是没对象。我跟她说，别挑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她说，妈你不懂。我说，我怎么不懂了？你妈我当年嫁给你爸，啥也没有，不也把你养大了？”

    方桐站在门口，进退两难。进去吧，她妈正拿她当反面教材；不进去吧，她一会儿还得进去。她站在门口，像一只被车灯照到的兔子，动也不是，不动也不是。

    李秀兰一扭头，看到了她。愣了一下，然后脸上的表情经历了一次快速迭代——先是惊讶（你咋来了），然后是心虚（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吧），然后是虚张声势（听见了又怎样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）。

    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李秀兰的声音提高了八度，“我不是说你不用来吗？工作那么忙，别耽误正事。”

    方桐走进去，把包放在床边的椅子上。“妈，你都住院了，我怎么能不来？”

    “哎呀，就是个小毛病，医生说了，做个检查就行了。”李秀兰挥了挥手，像是在赶一只苍蝇，“你回来一趟多折腾，票也不便宜。”

    “妈，我坐高铁，不贵。”

    “高铁还便宜？上海到平江一张票三百多，来回七百，够我吃半个月饭了。”

    隔壁床的阿姨插嘴：“你看看，你闺女多孝顺。我那个侄女，跟我住一个城市，一个月都不来一次。”

    方桐笑了笑，没接话。她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，拉了把椅子坐在床边。她观察了一下她妈的气色——还行，嘴唇有点白，但精神不错，说话中气十足，骂人的劲儿一点没少。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。

    “医生怎么说？”方桐问。

    “说是有个什么，什么……”李秀兰想了想，“冠状动脉粥样硬化。听着挺吓人，其实就是血管堵了一点。”

    “堵了多少？”

    “说百分之四十，不严重，吃药就行。”

    方桐松了口气。百分之四十，确实不算严重，注意饮食、按时吃药就行。但她还是觉得后怕——万一哪天突然堵了，妈一个人在家，谁能第一时间送她来医院？

    这念头一出来，就跟钉子一样扎进脑子里，怎么拔都拔不掉。

    五

    方桐待了一整天。

    上午陪她妈做检查，下午在病房陪她聊天，晚上出去买了一碗馄饨回来给她当晚饭。李秀兰吃了一碗，说“味道一般，还不如我自己包的”，然后让方桐再去买一碗。

    “你不是说一般吗？”

    “一般也得吃啊，我又不能自己下床包。”

    方桐又跑了一趟。这次她在馄饨摊前站了一会儿，眼睛不由自主地往街对面看——那里是养老院。平江市第一社会福利院，陈屿每周来做义工的地方。

    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往那边看。也许是因为上次她妈住院，她在走廊上看到了陈屿；也许是因为她心里某个角落，希望这次也能看到他。

    但街上人来人往，没有一个是他。

    方桐端着馄饨往回走，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，停了一下。

    她看到了一个背影。

    格子衬衫，深色外套，头发有点长，微微驼背，推着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往医院里走。

    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。

    不可能是他。怎么可能这么巧？上回她妈在这住院，他在；这回又在这，他还在？这医院又不是他家开的。

    但她的脚已经不听使唤了。她端着馄饨，像一个跟踪狂一样，小心翼翼地跟在那人后面。

    那人推着轮椅走进住院部大楼，进了电梯。方桐看了一眼电梯上的楼层——五楼。她妈的病房也在五楼。

    她走到另一部电梯前，等着。电梯来了，她进去，按了五楼。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她才想起来——馄饨快凉了。

    管他呢。

    六

    方桐出了电梯，往病房走。走廊很长，灯光白得刺眼，地上铺着淡绿色的防滑地砖，走上去有一种粘鞋底的吱吱声。护士站的小护士们叽叽喳喳地聊天，偶尔有人推着推车经过，轮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。

    她走到病房门口，推门进去——

    那个人正站在她妈床边。

    不，不是“那个人”。是陈屿。

    格子衬衫，深色外套，头发确实有点长了，快盖住耳朵了，胡子刮得很干净，但鬓角的地方有几根白头发——不知道是以前就有还是新长的。他身材比三年前瘦了一点，肩膀好像也窄了一点，但那双眼睛没变，还是那种……怎么说呢，像两潭死水一样平静，但仔细看，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微微泛光。

    方桐愣住了。

    陈屿也愣住了。

    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站着，中间隔着一张病床。她妈李秀兰靠在床上，看看方桐，又看看陈屿，嘴角微微抽了一下——那是一种努力忍住不笑的表情。

    “桐桐，你回来了？”陈屿先开口了。他的声音还是那样，不高不低，不急不慢，像春天的河水，水温不高，但你知道它不会冻着你。

    “呃……对。你怎么在这？”方桐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比她预想的要高了一个八度，听起来像是被人踩了尾巴的猫。

    “我每周六过来。”陈屿指了指隔壁床的老人，“推王大爷做检查。他的护工今天请假了，我替他一下。”

    方桐这才注意到，刚才陈屿推着的轮椅里坐着的老人，就是原来靠门那张床上的老爷子。老爷子这时候已经躺在床上了，正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俩，那表情像是看一出年三十晚上的春晚——不好看，但图个乐子。

    “噢。”方桐说了一个字，就把自己卡住了。

    她手里还端着那碗馄饨。塑料碗的外面已经凝了一层水珠，汤估计也快凉了。她想把这碗馄饨放到床头柜上，但陈屿正好站在床头柜旁边。她端着碗，不知道往哪儿放，就像一个没拿到台本的演员，在台上干站着，不知道下一句台词是什么。

    “馄饨？”陈屿看了一眼她手里的碗。

    “给我妈的。”

    “阿姨说想吃馄饨？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

    “我帮她带了一碗。”陈屿指了指床头柜上另一个塑料袋，“也在门口那家买的。”

    方桐低头一看，床头柜上确实已经放了一碗馄饨，跟她手里这碗一模一样。她突然觉得这画面很滑稽——两个分手了三年的前任，在医院病房里，一人给自己妈买了一碗馄饨，还他妈是同一家店的。

    她差点笑出来。没笑出来，但嘴角抽了一下。

    七

    李秀兰看着这一幕，终于没忍住，笑了。

    不是那种大笑，是那种“我知道你们俩都很尴尬但我就是控制不住”的笑。她一边笑一边伸手：“桐桐，把那碗给我。”

    方桐把馄饨递给她妈。李秀兰接过碗，打开盖子，瞟了一眼，“这家的皮儿厚了，不如老街上那家。”

    陈屿也跟着说：“老街上那家关了。”

    “关了？”李秀兰诧异，“我上个月还去吃过。”

    “上个月月底关的。老板娘身体不好，回老家了。”

    “哎呀，可惜了，那家的馅儿调得是真不错……”

    两个人就这么聊起了馄饨店关门的八卦。方桐站在旁边，看着陈屿和她妈聊得热乎，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。不，不是局外人，是——“那个分手了的前女友”。

    她以前觉得陈屿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闷，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。但现在看她妈跟他聊天，他每一句都接得恰到好处，不多话，也不冷场。就像打乒乓球，人家把球打过来，他总能稳稳当当地推回去，不高不低，不快不慢，让对方打着舒服。

    她突然发现，陈屿这种人，在“过日子”这件事上，其实是天赋型选手。他不擅长制造惊喜，不擅长甜言蜜语，不会在情人节送九十九朵玫瑰，也不会在她生日的时候包下整个餐厅。但他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，会在你没开口之前就办好。

    就像今天——她妈说想吃馄饨，她就去买了。而陈屿，在她去买馄饨的那二十分钟里，已经买了一碗，送到她妈的床头柜上了。

    方桐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——她好像被比下去了。不是比谁买馄饨快，而是比谁更在意她妈。

    她是她妈的亲生女儿。她提着馄饨回来的路上还想了三秒钟要不要顺便买杯奶茶。

    而陈屿，一个跟她没有法律关系、没有血缘关系、连恋爱关系都终止了三年的男人，每周六来养老院做义工，顺便照顾她妈，给她妈买馄饨。

    这人是不是傻？

    方桐看着他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她想问：“你到底图什么？”但话到嘴边，变成了一句：“你还在养老院做义工？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陈屿点了点头，“三年了。”

    “每周都来？”

    “基本每周都来。有事的话就不来。”

    方桐想说“那你这三年也没啥大事”，但没说出口。因为她忽然想到，三年里，她跟他唯一的交集，就是上回她妈住院，她在走廊上撞见他。除此之外，他们一个人在上海，一个人在平江，隔着一千公里，没有联系，没有见面，甚至连朋友圈点赞都没有。

    他每周来养老院，每周经过她妈的病房门口，每周都可能看到她妈。而她妈呢，每次他来，都会跟他聊几句。所以这三年来，他其实一直在她妈的生活里，以一种“义工”的身份存在着。

    而她，远在上海，一个月打一次电话，每半年回一次家，每次回来待两天就走。她以为自己在尽孝，其实她连她妈每次病了她都在外地这件事都没注意到。

    方桐忽然觉得，自己像个笑话。

    她把感情谈崩了，把尽孝也做得马马虎虎。她以为自己是个独立强大的城市精英女性，其实她就是个——把所有人都丢下了的胆小鬼。

    八

    陈屿给王大爷喂了药，收拾了一下床头柜，准备走了。

    他跟李秀兰道别：“阿姨，我下周再来。您安心养病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”

    李秀兰拉着他的手：“小陈啊，谢谢你。你比我家那个没良心的强多了。”

    方桐在旁边听着“没良心的”四个字，感觉像是被人当面扇了一耳光。

    陈屿笑了笑：“阿姨您别这么说，桐桐也很孝顺的。她专门从上海赶回来的。”

    他说“桐桐”这两个字的时候，语气自然得像在说一个认识了很久的朋友。没有刻意亲热，也没有刻意疏远。方桐心里一紧——以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也是这么叫的。现在听起来，那两个字的味道没变，还是那种温温的、软软的，像刚从锅里盛出来的粥。

    “我走了。方桐，你多陪陪阿姨。”他看向方桐，眼睛里的东西她读不懂——不是恨，不是怨，不是想念，也不是漠然。像是那种……“我知道你很忙，我也没怪你，但你确实该多回来看看”的表情。

    方桐点了点头：“谢谢。”

    “不客气。”

    陈屿转身出了病房。走廊上传来他轻微的脚步声，吱——吱——吱——，像老式座钟的秒针，一下一下地走着，渐渐远了。

    方桐站在门边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。格子衬衫，深色外套，微驼的背。这个背影她看了七年，分手三年，再看还是能认出。

    她想叫住他。

    嘴张了一下，没出声。

    不是没勇气，是她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。说“对不起”？太轻了。说“你还好吗”？太假了。说“我其实……”，话没说完她自己都觉得恶心。

    所以她闭嘴了。

    九

    病房里安静下来。

    李秀兰靠在床上，眯着眼睛看着方桐。那眼神像是在说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先别说让我先说”。

    方桐坐下来，把那碗已经凉透了的馄饨端起来，自己吃了。

    “那是给我买的。”李秀兰说。

    “你不有两碗嘛。”方桐嘴里嚼着馄饨，含糊不清地说。

    “你这孩子，今天怎么这么能吃？”

    方桐没回答。她不是在吃馄饨，她是在吃一个叫“尴尬”的东西。手里不拿着点什么做着点什么，她怕自己会原地爆炸。

    李秀兰看着她吃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小陈这人，不错。”

    方桐差点被馄饨噎死。

    “妈……”

    “我就说不错，又没让你嫁给他。你紧张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我没紧张。”方桐咽下馄饨，擦了擦嘴，“他是挺好的。”

    “你知道他这三年来，每次我住院他都来看我吗？”

    方桐的手顿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第一次是巧合，他在医院做义工，碰上了。后来他就记住了，我只要一住院，他就来。有时候带水果，有时候带饭，也不多待，待一会儿就走。”李秀兰说着，叹了口气，“你说这人……”

    “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我没想说什么。”李秀兰看了她一眼，“我就是觉得，有些人，你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几个。遇到了，别急着说‘不合适’。什么叫合适？他给你买车买房就叫合适？你那个同学林薇，老公给她买了爱马仕，结果呢？老公外面养了三个。你那个律师朋友徐曼，离了两次婚，现在找了个比她小八岁的，天天在朋友圈秀恩爱，谁知道能秀几天？”

    方桐张了张嘴，想反驳，但发现她妈说的每一句都踩在点上，她连反驳的角度都找不到。

    “妈，你不是说千万别将就吗？”她终于憋出一句。

    李秀兰沉默了几秒钟。

    “那是我以前说的。”她声音低下来，“我看你一个人在上海过了这几年，我改主意了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你瘦了。”李秀兰看着她，“每次你回来，脸上都少一圈。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你那个黑眼圈，遮都遮不住。你跟我说说，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？别来虚的，实话实说。”

    方桐张了张嘴，想说自己过得很好——年薪百万，有房有车，独立强大，是新时代女性的标杆，是这个城市最不需要男人的那种女人。

    但她看着妈妈的脸——那张脸上有皱纹，有老年斑，有因为心脏不好而泛着青的嘴唇——她忽然觉得那些话说不出口了。

    不是因为它们是假的。而是因为它们是“正确的废话”。

    正确的废话，说多了，连自己都骗不了。

    “我……”方桐停顿了一下，“还行吧。”

    李秀兰看了她一眼，没再追问。

    窗外的天已经黑了。病房里的灯亮着，白惨惨的，照得所有人的脸都像没睡醒。方桐坐在床边，握着妈妈的手，手心里有硬硬的老茧——那是几十年来洗衣做饭留下的。

    她突然想起小时候，妈妈的手也这样。牵着她的手去菜市场，手茧磨着她的手心，又硬又暖。那时候她觉得，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，就是妈妈的手心里。

    现在她长大了，比妈妈高出一个头，赚的是妈妈的几十倍。但坐在病床边上的这一刻，她感觉自己还是那个小女孩。害怕失去，害怕孤独，害怕有一天醒来，妈妈不在了，陈屿也不在了，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会真心实意地关心她今天吃得好不好。

    方桐把脸埋在妈妈的掌心里，感觉到老茧硌着她的脸颊。她闭上眼睛，眼泪顺着鼻翼滑下来，落在李秀兰的手背上。

    李秀兰没说话。她只是把手翻过来，轻轻地摸着方桐的头发。

    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

    就像她二十年前，哄一个考试没考好的小女孩那样。

    十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方桐没有回上海。

    她在医院旁边的快捷酒店开了一间房，一百八一晚，床单有点潮，枕头有点高，空调的声音嗡嗡嗡的，像一只大苍蝇在耳边飞。但她太累了，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

    梦里她回到了大学时代。操场上阳光很好，草坪绿得像P过的图。她坐在台阶上，旁边坐着一个人，看不清脸，只知道他穿着格子衬衫。他们在说什么，她听不清，但感觉很好。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，风里有青草的味道，还有洗衣粉的香味。

    梦里她很安心。

    不是因为身边有人，而是因为那种“什么都不用想”“什么都不用怕”的感觉。

    醒来的时候，手机显示凌晨三点十七分。

    方桐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。酒店的天花板上没有水渍，但有一道裂缝，从角落一直延伸到灯座旁边，像一条干涸的河流。

    她想起梦里的那个人。格子衬衫，温和的声音，阳光下的侧脸。

    她想给他发条消息。

    手机已经打开了微信，找到了那个对话框。最后一条消息还是三年前的。她发了一个“嗯”，他回了一个“好”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

    方桐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，打了几个字，又删了；再打，再删。

    最后她只发了一个：“在吗？”

    发完她就后悔了。凌晨三点，问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“在吗”——你是在查岗还是在搞鬼？

    她赶紧想撤回，手指还没碰到屏幕，对话框里已经多了一条消息。

    “在。”

    就一个字。一秒都没犹豫。

    方桐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。

    她盯着那个“在”字，看了足足十秒钟。凌晨三点，正常人都在睡觉。他也不早睡的吗？还是——他也失眠了？还是——他手机没关，听到消息提示音就醒了？

    她想问很多问题，但打出来的只有一句：“你还没睡？”

    “刚忙完。”

    “忙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厂里的事。赶一批货。”

    方桐想起来，陈屿在事业单位上班，但私下里跟人合伙搞了个小加工厂，做一些五金配件。以前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经常加班到很晚，赚的不多，但干得很起劲。她那时候还觉得他“不上进”——正经工作不努力，搞什么乱七八糟的副业。

    现在想起来，人家副业虽然没赚几个钱，但好歹是凭本事吃饭。她凭什么看不起人家？

    “哦。”她回了一个字。

    对话框安静了一分钟。

    然后陈屿又发了一条：“你妈身体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“医生说没什么大事，就是血管堵了一点，吃药就行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好。你多陪陪她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又是一阵沉默。

    方桐想说什么，但觉得说什么都不对。她跟他之间隔了三年，隔了一千公里，隔了八千块的月薪和八万的月薪，隔了一个“我嫌你穷”的事实。这些东西像一座山，压在他们之间，她不知道从哪开始挖。

    “那个……”她打了两个字，又删了。

    “怎么了？”陈屿问。

    “没什么。就是想说，谢谢你照顾我妈。”

    “应该的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叫应该的？”她忍不住问，“你又没欠我们家什么。”

    陈屿那边沉默了很久。久到方桐以为他睡着了，或者觉得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干脆就假装没看到。

    过了足足三分钟，他回了一条：

    “不能说。说了你又要觉得我烦。”

    方桐盯着这条消息，心跳快得像打鼓。她想知道“不能说”的是什么，但她也知道，如果她追问下去，事情就会变得沉重。而她现在最承受不起的，就是沉重。

    她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打了两个字：

    “晚安。”

    陈屿回：“晚安。”

    方桐把手机放在枕头边，翻了个身。

    窗外的城市还没有睡。远处有几盏灯亮着，像是有人在深夜还醒着，跟她一样，心里装着一个人，想说不敢说，想忘忘不掉。

    隔壁房间传来电视的声音，模糊不清，像隔了一层棉花。

    方桐闭上眼睛，在黑暗中握着手机，像握着一根救命稻草。

    陈屿的微信头像还是那只橘猫。

    她看了又看，觉得那只猫的眼睛很像陈屿——静静的，温温的，不主动靠近，也不主动离开。

    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。

    只知道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手机屏幕上还亮着他的对话框。

    最后一条消息是凌晨四点十七分，他发的：

    “其实我一直没换号。”

    方桐看着这条消息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

    不是因为悲伤，也不是因为感动。

    而是因为她终于知道了一件事——这三年，他不是不在。是她一直在跑，跑得太远太快，没回头看。

    而他就站在原来的地方，一步都没动。

    手里还端着一碗馄饨。    目标编号0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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