债如山叠

《 子涵的童言童语 》 封面

    小说作者：林祖春绿

    凌晨三点十七分，林巧又醒了。

    不是被梦惊醒的——她已经很久不做梦了。准确地说，是饿醒的。胃像一只被揉皱的纸团，在腹腔里缓慢地、固执地收缩，发出一种接近悲鸣的声响。她侧过身，把枕头压在肚子底下，试图用物理的方式欺骗那个空洞的器官。枕头是荞麦壳的，睡久了有一股潮湿的、类似陈年米缸的气味。她闻着那个味道，觉得更饿了。

    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，从吊灯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，像一道干涸的闪电。她盯着那道裂缝，脑子里缓慢地过了一遍今天的进账：支付宝余额两块三毛六，微信零钱四毛二分，抽屉里还有七个硬币——三个一元，四个五毛。总共五块八毛八。这是她全部的流动资产。

    距离发工资还有十一天。

    当然，她并没有工作。这个“发工资”是指她预支的下一个月的房租——不对，房租已经预支到明年三月了，她欠房东的钱够房东重新装修一遍那间厕所。她说的“发工资”是指每个月十五号，她在网上接的那些零散的文案代写、公众号排版、还有给几个大学生改论文摘要的活儿，会零零散散地结一笔钱。多的时候三四千，少的时候八九百。这个月到目前为止，只结了四百二十块。

    她已经吃了七天的挂面煮白菜。挂面是两个月前超市促销时囤的，一大包五斤装，九块九。白菜是楼下菜市场收摊时捡的——不是偷的，是摊主扔在路边的那一堆烂叶子，她把外面烂掉的部分剥掉，里面还能吃。七天前她还往面里打一个鸡蛋，后来鸡蛋也没了。

    “今年我又穷到锅揭不开，西北风我都喝到嘴被吹歪。”

    这句话她不是第一次说。事实上，这句话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。每次跟闺蜜苏婷打电话的时候，她都用这种语气开头——半真半假的、带着自嘲的、甚至有点幽默感的抱怨。苏婷在电话那头笑，说“你又来了”，然后给她转两百块钱。林巧每次都收，收了之后发一个磕头的表情包，说“下个月还你”。但“下个月”从来没有兑现过。苏婷也不催，只是偶尔在朋友圈发一条“当代借贷关系考察”之类的段子，林巧知道那是在点她，但她也只能装作看不懂，点个赞，然后划过去。

    今天她连点赞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    手机屏幕亮了。凌晨三点二十一分，一条银行短信：尾号3827的借记卡转账收入5.00元，余额7.38元。

    五块钱。谁会在凌晨三点给她转五块钱？她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，想起来是上个月帮一个淘宝店写的几条好评文案，一条五块，写了二十条，对方说分四次结。前三次都结了，这是最后一笔。

    七块三毛八。加上抽屉里的硬币，十三块两毛六。如果只吃挂面，大概能撑四天。四天之后呢？

    她没有想四天之后的事。她把手机扣在胸口，盯着天花板上那条裂缝，忽然觉得那道裂缝很像一个人张开的手臂，正等着拥抱她。一个不太温暖的、干巴巴的拥抱，但总比没有好。

    她出生在一个她至今不太愿意提起的小城市。

    说是“小城市”其实都有点抬举了，那地方充其量算一个县城，几条破街纵横交错，走完整个城区用不了一个小时。她爸在酒厂上班，她妈在百货大楼卖鞋。听起来是双职工家庭，应该不至于太差，但实际上，她爸的酒厂在她小学四年级那年倒闭了，她妈在百货大楼的柜台后来也被私人承包的老板裁掉了。从那之后，家里的经济状况就像一辆下坡的自行车，刹车线早就断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越来越快，颠簸着冲向某个未知的、但一定不太愉快的目的地。

    她记得家里最穷的时候是她上初二那年。那年冬天，她妈查出胆结石，需要做手术，手术费八千块。她爸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亲戚，最后还差两千。她妈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用一条旧毛毯裹着肚子，咬着一块毛巾不出声地哭。林巧站在卧室门口，看着她妈弯下去的脊背，忽然觉得那个背影很像一座快要坍塌的桥。

    后来她舅舅借了两千块钱，手术做了。术后恢复期她妈不能干活，家里的开销全靠她爸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的收入。那段时间林巧每天中午只吃一个馒头，就着食堂免费的咸菜汤。有同学问她你怎么不买菜，她说我减肥。她那时候八十二斤，一米六三的个子，瘦得像一根竹竿。

    这些事她很少跟人提起。不是因为羞耻，而是因为觉得没什么好说的。穷这种事情，说多了像卖惨，说少了又显得矫情。她后来学会了一种说话方式，就是把所有悲惨的事情都用玩笑的方式讲出来，这样别人就不会觉得你是在向他们索取同情，反而会觉得你幽默、豁达、有韧性。这是一种自我保护，也是一种生存策略。

    “我这个人啊，”她常跟朋友说，“穷得叮当响，但叮当响也是音乐嘛。”

    朋友们都笑。她们觉得林巧是个有趣的人，一个能把苦难变成段子的人。但这就像一个人穿着湿透的衣服站在风里，笑着说“我还好，就是有点凉”——你当然可以说自己还好，但你的嘴唇是紫的，你的牙齿在打颤，你的手指已经僵得握不住一杯热水。你说不说真话，你的身体都在替你坦白。

    她今年三十二岁。

    三十二岁，没有房子，没有车子，没有存款，没有伴侣，没有孩子，甚至没有一只猫或者一条狗——她养不起。她租住在城南一个老旧小区的隔断间里，房间大概八平米，放了一张一米二的床、一个简易衣柜、一张折叠桌，剩下的空间只够一个人侧身通过。窗户朝北，终日照不进阳光，冬天冷得像冰窖，夏天闷得像蒸笼。走廊里常年弥漫着一股混合的味道——各家各户炒菜的油烟、厕所返上来的异味、还有隔壁那个胖男人抽的劣质香烟。那男人每天晚上十一点准时开始打游戏，键盘噼里啪啦响到凌晨两三点，林巧曾经敲过三次墙，第一次对方说了句“不好意思”，第二次对方没搭理，第三次对方回敲了三下，比她还用力。

    她就不敢再敲了。

    不是因为她怂，而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，在这栋楼里住着的人，没有谁是容易的。隔壁的胖男人在快递分拣中心上班，每天凌晨四点半起床，晚上十点才到家，他打游戏的那三个小时，是他一天当中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。楼下住着一对中年夫妻，女的在超市收银，男的做代驾，两个人经常在深夜吵架，声音大到整栋楼都能听见。有一次那女的哭着喊了一句“我嫁给你倒了八辈子血霉”，整栋楼安静了整整三秒钟，然后所有人都假装什么都没听见，各自翻了个身，继续睡。

    这就是林巧的世界。一个由隔断间、泡面味、深夜争吵和永远还不完的债构成的世界。这个世界不大，但足够她把所有的希望和失望都装进去。

    她欠了多少钱？

    她不敢算。

    不是不会算，是不敢。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，明知道自己应该往下看一眼，但腿已经在发抖了，再看一眼可能就真的跳下去了。她选择不去看那个数字，不是逃避，是保命。

    粗略地说，主要有这几笔：信用卡三张，总额度六万八，全部刷爆。借呗欠了两万三。花呗欠了一万一。京东白条欠了八千多。这是明面上的。还有跟朋友借的钱：苏婷那里陆陆续续借了大概两万出头，大学室友赵敏借了八千，前同事李浩然借了一万五，高中同学陈思思借了三千。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额借款，五百八百的，她记不太清了，对方可能也记不太清了。

    对了，还有房租。房租一个月一千六，她欠了房东五个月，一共八千。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姓王，退休前在街道办工作，手里有两套房子出租。王阿姨人不错，至少看起来不错，每次收租的时候都笑呵呵的，说“不着急不着急，你慢慢来”。但林巧知道，王阿姨嘴上说不着急，心里肯定是着急的。有一次她无意中听到王阿姨在走廊里跟隔壁的住户说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她还是听到了几句：“……那个小姑娘，也不容易，一个人在外面……但你说这都五个月了，我也得吃饭不是……”

    林巧当时站在门后面，脸贴着门板，一动不敢动。等王阿姨走了，她才慢慢蹲下来，把脸埋进膝盖里，肩膀抖了很久。

    她不是不想还。她做梦都想还。她每天晚上闭上眼之前想的最后一件事是“明天一定要想办法赚钱”，每天睁开眼之后想的第一件事还是“今天该怎么赚钱”。但赚钱这件事，好像跟她之间隔了一层什么东西，就像隔着一块毛玻璃——她能看见光，能看见模糊的人影，但就是伸不过手去，够不着。

    她大学毕业六年了。二本院校，市场营销专业。这个学历在这个城市里，大概就跟没有学历差不多。她做过销售、做过前台、做过客服、做过行政、做过运营助理、做过新媒体编辑、做过课程顾问、做过房产中介、做过保险推销。没有一份工作超过一年。不是她不想干长，而是要么公司倒闭了，要么她被裁了，要么她自己实在撑不下去了。

    最长的一份工作是那家新媒体公司，干了十一个月。公司做情感类公众号，她负责写稿，一个月四千五。老板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，姓周，戴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但骨子里精明得很。有一次周老板在例会上说：“我们的内容要有共鸣感，什么叫共鸣感？就是让那些在城市里挣扎的年轻人觉得，这篇文章写的就是我。但他们看了之后不能觉得绝望，要觉得被理解了，被安抚了，然后继续回去搬砖。”林巧坐在下面听着，忽然觉得自己的脸烧得厉害。因为她写的东西就是她自己——她写那些在出租屋里吃泡面的女孩，写那些在地铁上站着睡着的上班族，写那些在深夜接到催债电话不敢接的年轻人。她写得那么真实，那么戳心，因为那就是她的生活。而周老板管这个叫“共鸣感”，叫“内容产品”，叫“情绪价值”。

    她把那些稿子一篇篇地写出来，每篇阅读量都不错，评论区一片“这就是我”“看哭了”“谢谢你懂我”。她看着那些评论，心里涌起一种很复杂的感受——有点像被看见了，又有点像被扒光了。

    后来公司融了资，周老板说要扩大规模，招了二十多个新人。林巧以为自己要升主编了，结果周老板找她谈话，说“公司要往更垂直的方向走，你这边的内容方向需要调整，但你的写作风格跟新的方向不太匹配”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：你被优化了。

    走的那天，她把工位上的东西收进一个纸袋子里——一个马克杯、一盆快死了的多肉、几支笔、一个笔记本。她站在公司楼下，纸袋子被风吹得哗哗响，她忽然想起自己写过的一句话：“成年人的崩溃，往往不是从一个巨大的打击开始的，而是从无数个细小的、说不出口的委屈堆积起来的。”那是她上个月写的稿子，用了“子乔”这个笔名，阅读量十万加。

    十万加又怎么样呢？她甚至连那篇稿子的署名权都没有。版权归公司，她只拿四千五。

    她在路边站了大概十分钟，然后走进一家沙县小吃，要了一碗葱油拌面，七块钱。她一边吃面一边哭，眼泪掉进碗里，面变得更咸了。老板娘端着一碗馄饨从她旁边经过，看了她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走的时候在她桌上多放了一碟卤豆干。

    那碟豆干她没吃，打包带回去了，放冰箱里吃了三天。

    最近的一次工作是在一家教育机构做课程顾问，说白了就是打电话卖课。底薪三千，提成看业绩。她干了三个月，一单都没卖出去。不是她不会说话，而是她实在没办法用那些话术去骗人——“我们这个课程学了之后保证提分”“名师一对一辅导，名额有限”“今天报名有优惠，最后一天了”——她知道这些都是假的，课程质量一般，所谓的名师就是几个兼职的大学生，所谓的最后一天永远是最后一天。她每一次拨通电话，都觉得自己的良心被人揪着往下拽。

    第三个月的最后一天，主管把她叫进办公室。主管姓刘，三十七岁，干这行九年了，头发已经白了一半。刘主管坐在转椅上，把手里的笔转了两圈，看着她的业绩表，沉默了很久。然后说了一句让林巧记到现在的话：“小林，你不适合做销售。”

    林巧以为他要说“你不适合做这行”或者“你再努努力”，没想到他说的是：“你的心太软了。做销售需要心硬一点，但你这个人，心是豆腐做的。这不是坏事，但在这个行当里，豆腐是卖不出去的。”

    她当时差点哭出来。不是因为被否定，而是因为刘主管说的是对的。她的心确实是豆腐做的，软塌塌的，一碰就碎。在这个人人都恨不得长出獠牙的城市里，一颗豆腐做的心，简直就是一种生理缺陷。

    她辞职了。准确的说是被劝退了，但刘主管给足了她面子，说“你自己提离职吧，我帮你写推荐信”。她写了，拿到了推荐信，但那封推荐信她从来没给任何人看过——因为她再也没有找到需要推荐信的工作。

    之后她就开始了现在这种生活：在网上接零散的活儿，今天帮人写个演讲稿，明天帮人排个公众号，后天帮人翻译两页英文资料。收入时有时无，多的时候一个月三四千，少的时候颗粒无收。她不交社保，不交公积金，不买任何保险。不是不想交，是交不起。她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活着了——不，甚至不够活着。她是在用借来的钱活着。

    这件事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，包括苏婷。

    大概在半年前，她试过一次。

    不是那种郑重其事的、经过深思熟虑的尝试，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、甚至有些荒诞的冲动。那天晚上，她坐在八平米的房间里，面前是一碗已经凉透了的挂面，手机屏幕上是三条催款短信——一条来自银行，一条来自借呗，一条来自一个她连名字都没听过的网贷平台。三条短信的内容大同小异：您的账单已逾期，请尽快还款，否则将影响您的个人信用记录。

    她盯着那三条短信，忽然觉得“个人信用”这四个字特别可笑。她连个人都没有了，还谈什么信用？

    然后她想到了一个主意。

    不，不是“想到了”，是脑子里忽然冒出了一个画面——她站在街上，面前是一个行人稀少的街角，她伸出手，像那些蹲在过街天桥下面的乞丐一样，面前放一个纸杯。画面很奇怪，因为她在那个画面里穿得干干净净，甚至还化了妆，看起来不像一个乞丐，倒像一个迷路的游客。

    她开始认真思考这个主意的可行性。

    首先，她需要确定一个合适的地点。不能太偏僻，否则没人经过；也不能太繁华，否则容易被城管赶。最好是地铁站出口附近，但不要正对着出口，要稍微偏一点，避开摄像头。

    其次，她需要一套说辞。不能直接说“给我钱”，那太粗暴了，也不符合她的人设。她可以在面前立一块纸板，上面写“求两块钱买馒头”——但这个理由太老套了，路人都看腻了。她可以写“钱包被偷，求路费回家”，但这个需要道具，比如拖一个行李箱，或者背一个大包。她没有这些。

    她又想，不如直接一点，就写“我欠了很多钱，想凑一点还债”。这个理由够诚实，但诚实在这个时代未必有用。人们给乞丐钱，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乞丐的故事，而是因为他们想通过施舍来确认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。如果你把故事讲得太真实、太复杂，反而会让人产生距离感——“这个人欠了这么多钱，是不是赌博了？是不是吸毒了？万一我给了他钱，他去买毒品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她越想越觉得这个计划漏洞百出。

    然后她又想到了一个更荒诞的画面：她被打了。

    不是被路人打，而是被别的乞丐打。每个地铁站口、每个天桥下面都有自己的“势力范围”，那些常年蹲守的乞丐之间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则，谁占了谁的地盘、谁抢了谁的生意，都是有讲究的。她一个干干净净的年轻女人，忽然蹲到别人的地盘上，别说那些乞丐了，就连她自己也觉得不像话。

    “想悄悄到街上打却乞丐，又怕被打出尿来。”

    她后来把这句话当笑话讲给苏婷听，苏婷在电话那头笑了足足两分钟，笑完之后沉默了几秒，说：“林巧，你不会真的想过吧？”

    “想过啊，”林巧说，“但我胆子小，连打个架都不敢，怎么可能真去。”

    苏婷没再追问。但林巧知道苏婷听出了什么——那种在玩笑底下涌动的、真实的、让人不安的东西。就像一个站在楼顶边缘的人，笑嘻嘻地跟你说“你看，这风好大”，你知道他不是在说风，但你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。

    她确实想过。

    不只是想过当乞丐，还想过更多更离谱的事情。比如去超市偷东西——不是偷贵的，就是偷一包挂面、一瓶酱油。她在超市的货架前站了整整十分钟，伸手摸了一下那包挂面，又缩回来了。不是因为道德感，而是因为她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一个画面：自己被保安抓住，跪在地上，周围全是人，有人拿出手机拍视频，视频传到网上，标题是“年轻女子超市行窃被抓获”。她忽然觉得，那个画面比饿肚子更可怕。

    比如去酒吧钓个男人请她吃饭。她甚至为此下了一个社交软件，注册了账号，上传了几张精修过的照片。消息瞬间涌进来，几十条、上百条，各种头像、各种开场白，看得她眼花缭乱。她跟其中几个人聊了几句，但每次对方提出见面的时候，她都会找借口推掉。不是因为她看不上那些人——虽然有些人的确挺油腻的——而是因为她不知道见了面之后该怎么做。她是应该表现得像真的在找对象，还是应该直接一点说“你请我吃顿饭”？如果是前者，那这顿饭吃完之后呢？要跟这个人继续交往吗？她不喜欢这个人怎么办？如果对方以为她在卖淫怎么办？

    她越想越乱，最后把那个软件卸载了。从下载到卸载，前后不到四个小时。

    比如去马路上碰瓷。她专门研究了碰瓷的技巧——选择没有监控的路段，选择车速较慢的私家车，倒地的时候要护住头部和关节，不要真的受伤。但她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：她不会演戏。她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不太会说谎的人，每次撒谎脸都会红，声音会发抖。让她躺在地上假装被车撞了，她怀疑自己还没躺下就会笑场。    目标编号0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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